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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是不是东林党造成的
明亡的原因很多，其中东林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也不能将明朝的灭亡全部罪责加在东林党身上。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这40年的时间里面，东林党加剧了明朝从灭亡，他们的主要问题有加剧党争，影响朝廷赋税，弱化中央集权，进一步将明朝推向深渊。
东林党是一帮书生，但是他的最热衷党争，在万历时期起，他们就利用党争排除异己，于是形成了东林党与楚党、齐党、宣党、浙党的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延伸到万历皇帝的继承人身上。后俩又利用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逐步掌控朝政。
到天启皇帝的时候，天启帝为了打压东林党，开始重要魏忠贤，于是以魏忠贤为首，包含齐党、楚党、浙党等形成了反东林党，两派相互争斗，但是由于魏忠贤背后还有天启帝的支持，所以使得朝廷的政令还有通达的时刻。天启皇帝去世之后，崇祯想依靠东林党，但是最后崇祯发现，这帮家伙只会党争，其它的就是戴高帽子，其它别无所长。
东林党为了保证江浙一点的地主利益，不顾国家空虚的情况，制止国家增收商业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这也是东林党自私自利的一种反应，为大明朝的灭亡奠定了伏笔。
就党争和阻挠税负的两条罪责，东林党对明朝的灭亡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明朝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的小冰川时期，当时天气寒冷，农村收入减产，生活困难，到处是流离失所，这是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
明朝统治下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这种结果与明朝中期以来的官员贪污腐化有关，如严嵩的敛财和徐阶的占地。而各级官员的贪腐，也加剧的了农民的不满，这些不是东林党所能左右的事情。
即使没有东林党的存在，明朝晚年的贪腐情况也不会有好转，而农民起义还是会发生，所谓的东林党只不过是挂了一个名头，他实质上还是贪污腐败的官员，还是自私自利的官员，有他们的存在的，明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总体而言，明朝的灭亡东林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出现与否，明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在贪污腐败的朝堂之上，灭亡的沙漏已经开始。
难辞其咎，罪责难逃。
第一，党争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廷议或发表政见时根本不顾国家利益，完全以小团体划线，无条件地把小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只管站队，不论是非，国家败亡岂能无责、无罪？
第二，在明熹宗朱由校眼里东林党的大局观和心胸都不如阉竖魏忠贤，看，东林党的形象如何？危害有多大？
第三，西部剿匪、东北抗清为何屡屡失利，虽然有崇祯操切和前线将官指挥失误有关，但东林党把持粮草供给不及时、不足量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东林党的做派是，本党本派，全力支持。非本党本派千方百计掣肘，让其失败，以防坐大。
第四，东林党能脱责，在于掌握话语权，如果魏忠贤还在的话，东林党一定会把责任推到他身上的。文人不好惹，惹不起，千古一帝秦始皇、勤政模范雍正帝等被骂原因为何？
第五，崇祯帝临死前为魏忠贤举行了葬礼说明了什么？“皆亡国之臣”的
悲豪难道不是对东林党的怒斥和谴责吗？
所以，什么时候反对自由主义，反对结党营私都是必要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网络上开始兴起了一股吹捧阉党和魏忠贤，辱骂东林党，并将明亡的一切责任归于后者的诡异风气——说诡异，是因为这股歪风不仅“三观不正”，而且简直莫名奇妙。
先说题主列出的10条。
第一，税的问题，明末社会动荡的一大根由的确是税赋不合理，但这个不合理的锅首先要由皇帝来背：自正德起，皇帝就不断扩大可自由支配的“内库”，即皇家小金库，而竭力压缩需要内阁、六部和科道一层层过手的正规国库对税赋的掌握，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不断压缩常规税赋比例，额外增加特别的捐，因为正赋要走“正常渠道”而特捐则“特事特办”。当特捐也不能满足需要时，皇帝就和另外两派势力勾结，直接以皇家名义去各地开矿、开店，与民争利，这“另外两派”一派是“卫”，没错，就是“绣春刀”之类狗屁文艺作品吹捧的特务机关锦衣卫，另一派是“厂”，对了，如假包换就是阉党，他们的集大成者就是刘瑾和魏忠贤。他们为猫作伥，肆意攘夺民间利益，破坏税收正常秩序，导致民间负担大增，国库却没钱开支正常军费，皇帝固然是最大责任者，他们却也是第二大责任者——且根据历史记载，他们自己也趁机盘剥肥己，无所不用其极。简单说，明末税收大坏在皇家小金库冲击正常赋税秩序，导致民间负担大增而国库并未因此充实，而在这方面，皇帝是主责，阉党是帮凶，东林和其它士大夫阶层是被侵害者，《五人墓碑记》中被逼到死路的六人中既有基层士大夫也有普通的纺织工人，您想说他们都是祸国殃民的东林党么？题外话，明末士大夫中一些人缺乏和明朝共存亡之心，某种程度上也和这次“侵权”有关。
第二、明代搞了各种莫名其妙的海禁、管制，这些有的是合理的，更多是毫无来由的，不管怎样，违反了禁令的就是走私，但走私的主体，注定只能是边将，因为只有他们掌握门户锁钥，比如李成梁、毛文龙、李永芳之类——您打算说他们谁是东林党。哦，另一类走私爱好者，是这些边将的监军，他们中许多人靠走私发家致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太监，很显然，他们更可能是阉党。东林党人当然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问题在于他们都是文人，很少担任边将，只有个别做到有机会去走一把私的位置上。这个锅他们可以背一点，但主体轮不到他们背
第三、刚才那就是第三啊，您的二呢？难道您自己就是那个传说中的二？
第四、您能把汉语写利索再出来现么？
第五、明末整个国家都烂透了，东林中做到大官的固然如此，武将中跋扈的又何尝例外？李成梁父子镇守辽东四十多年，说他们是关外头号贪污集团冤枉么？袁崇焕杀毛文龙固然专擅，但毛文龙贪污又何尝不是事实？被“桃花扇”讴歌了一把的左良玉，本人什么表现，儿子什么表现，自己不去翻翻书？东林党在明清闯三家厮杀最激烈的关头，要么已被排挤要么刚刚获得平反，手握实权者寥寥无几，崇祯朝后期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实际上就是崇祯自己，武将中跋扈的、外戚中跋扈的、地方官中跋扈的、文臣中跋扈的、阉党中跋扈的……不是都给他一批批割了韭菜？事实上东林党偶尔掌权，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武将是比较姑息的，比如史可法姑息四镇，何腾蛟姑息左良玉，但结果是什么？南明的弘光皇帝，最终不是被受到姑息的四镇中“二刘”帮着清朝抓获的？刘得功、刘良佐，罪过比东林党中降清的钱谦益小？
第六、投降李自成的官员哪个党的都有，您用哪只眼睛看到是东林党最多？从情理上，武将显然是最多的，在明清闯交战史上活跃的人物，像左光先、白广恩、陈永福、马科、唐通、姜瓖……都是明朝降将，其次则是地方官，他们中许多是科举出身，当然会有一定比例东林党人，但这只是客观潮流使然——后来清军入关，殉职地方官中显然同样是科举比例最大，这也不能说明士大夫或东林党的节操比别的阶层更高些，如此而已。更何况投降李自成官员中最有名的冯铨，是不折不扣的阉党（后面他还要投降一次满清，并献上著名的薙发令），而李自成进城时，也正是曹化純等太监开门放进去的。顺便说，冯铨固然是阉党却是如假包换的万历进士，所以科举出身也未必就是东林党人。
第七、抄家时三品以上京官无一幸免，他们中有多大比例东林党我前面已经提到，皇帝自己把小金库弄那么肥，上行下效，从皇亲田氏起无不如此，各地朱姓藩王中能毁家纾难的也就只有山东的唐王和开封的周王，武昌楚王、成都蜀王，尤其靡费国库和小金库最甚的洛阳福王照样是抱着财宝同归于尽的守财奴，在这种情况下指责东林党不舍得钱，不觉得脸红么？您通过矿监、税监盘剥走了的还没还呢。
第八，嗯，刚那个就是第八，您已经第二次犯这样的错了，李秀成说天朝十过列了十一项，是因为他大热天带着一身伤蹲在曾国荃囚笼里，您连十个数都能数错两次，又是怎么回事？
第九、首先是崇祯想南迁，放风让大臣先提建议，大臣有放风的，有劝阻的，放风者固然是秉承皇帝心思，劝阻的也是从全局考虑，各方提出的方案可以归为两类，即要么皇帝留守，太子南下，要么太子留守，皇帝南下——结果恼羞成怒、死要面子的崇祯把听自己话吹风的大臣处罚，然后自己和太子等三个儿子统统留下，这个责任归于东林，您不觉得亏心么？就不说廷议南下时的大臣哪一派都有，并非都是东林（东林直到弘光时才占据朝堂之半）了。
第十、覆巢之下无完卵，清军大举南下，各派都是有死节者有投降者。南明皇帝中固然有抗战到底、死得十分壮烈的朱聿键，却也有投降被杀、死得十分窝囊的朱常淓；阉党中有殉国的马士英，也有投降清廷后带路追杀南明余党，在仙霞岭亲自累死的阮大鋮；同样是跋扈的江北四镇武将，“二刘”卖主求荣，土匪出身的黄得功却护主至死；同样，东林党中既出现了剃发投降嫌水冷的钱谦益，自己投降却讽刺他人投降的吴伟业，身为复社领袖却带头响应清朝号召的侯方域，但也出现了殉国的史可法、奋战到最后的张煌言，同样是复社领袖，侯方域归顺清朝，吴次尾却为明朝尽忠而死，只说史可法、张煌言，掩饰东林党中也有软骨头固然是以偏概全，因为有了钱谦益就忘记史可法、夏完淳也是东林党人，您能告诉我想做什么吗？
最后，如果您不能多读书，请至少学会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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