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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跨境电商发展的怎么样?哪家公司好
我有朋友是太原的,在做亚马逊,也是在探讨运行时认识的,整体来说大家对于“跨境电商能是个机会”这个说来说,都是认可的 ,然而当地目前并没有特别成熟的模式,所以不管是合作模式,还是运营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市场已经成熟,如果有人开拓山西这个市场,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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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是如何走向没落的
山西票号是清末中国的一种金融机构,主要从事钱庄业务,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商业力量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票号逐渐走向了没落。以下是一些原因:
- 政治动荡:清末时期,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激化,山西票号经营的环境变得非常不稳定。此外,清朝政府经常向票号征收高额的赋税和贡金,这也使得票号面临着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的双重困境。
- 借贷利率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票号的借贷利率逐渐下降,使得票号的盈利能力下降。同时,国外的银行和贸易商也逐渐进入中国市场,对山西票号的垄断地位形成了挑战。
- 不良债务增加:山西票号向商人、官员、地主等借贷,往往信用度较低,加上票号自身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不良债务逐渐增加,这给票号的经营带来了重大风险。
- 没有改革:尽管票号在商业和金融方面具有很强的实力和经验,但是票号的管理和运作方式相对落后,没有及时采取改革措施来适应当时的市场变化,这也是票号逐渐没落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山西票号的没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因素。
你知道中国的第一家银行是什么吗?是光绪年间的大清银行户部,还是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要我说都不是。你现在去山西平遥的中心,可以看到一条南大街,或者你可以叫它中国“华尔街”,因为它曾控制着全国一半以上的经融机构,而就在这条街的附近,你能找到中国银行的鼻祖——日升昌。
日升昌成立在道光三年,那他是干什么的?发钱票。在明清时期有十大商帮,山西晋商是其中比较有名气的。那时候就有很多商人在京城和山西之间做贸易,这来来回回就要运银子,路途遥远成本很高,而且还有被麻匪劫的风险。所以有人想了个办法,这人叫雷履泰,是京城染料供应商的头头。他家的颜料庄西裕成在北京开有分店,所以就跟在北京的乡里乡亲说,可以先把银子交给分店,等到达山西后,凭借收据在总店兑换银子,期间只需要一点点车马费就行了。没想到这个提议一发出,一堆晋商蜂拥到西裕成存钱,因为票据跟银子比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而且就算被劫了,土匪也兑换不了。雷履泰是个精明的人,这里面的商机自然被他嗅到了,后来他一咬牙索性把颜料庄关了,专心干票号生意,银行鼻祖日升昌开业了。
可能有人不知道票号是什么,跟钱庄有什么不同吗?区别大了,不止南北方的差异,更是业务。票号主营把银子换成票子,把票子换成银子的汇兑。而钱庄呢,是把铜板碎银换成银子,或者把银子换成铜板,两者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
日升昌的初期业务其实很简单,不生产钱,只做钱的搬运工。但后来雷履泰发现,来回两地运银子太麻烦了,如果客户能提前把银子存在票号,要用的时候直接给你开银票不是更方便吗?而且随着日升昌在晋商群体中的名号大了起来,也经常有资金遇到困难的商人找老雷借银子,不对,应该说是借票。对于这种人,票号会提前给他们开票,在还上的时候收一部分利息,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票号已经有了银行储蓄和借贷的雏形。
开票号是一门很赚钱的生意,有多赚钱呢?清朝时期山西平遥的票号控制了超过全国一半的流通白银,极盛时期的兑银总数高达4亿两白银,光每年发给日升昌股东的白银分红就超过5万两。在百余年的历史中,日升昌的脚步踏遍了全国全国,利润超过100亿人民币。而且不仅仅是日升昌,山西的其他商人也开始效仿建立自己的票号,平遥、太谷、祁县三足鼎立,与此同时,山西票号成功走出国门,在日本、印度、南洋都有海外分号。票号的出现让晋商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大商帮。地处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三县一举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金三角”,而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200余米、宽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这里就是帝国的金融心脏。
盛极一时,崩坏也是转瞬即逝。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山西票号帝国崩坏的连瓦砾都不剩,这期间到底经历什么?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又在哪?
二、
山西平遥的日升昌曾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在世百年间创收利润高达白银1500万两,是山西更是清王朝的奇迹。但仅仅在十年间,历史就将其淘汰,它究竟经历了什么?
其实去过山西可能会知道,平遥古城有大大小小的金库,规模堪比国库。日升昌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搭上了清政府的贼船。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航路几乎被太平军垄断,江苏和福建的贸易也因为战乱开始歇业,南方没税收了。尤其是在南北断绝之后,收上来的一点税负也没办法向京城运输,可朝廷需要钱啊,打仗需要钱啊,怎么办呢?找票号借吧,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以自己的税收为担保向山西票号借钱,对于票号来说,能跟朝廷搭上关系那可是笔大买卖,参与官府融资那是什么?那是满满的油水。而且不光是地方官府,甚至连皇帝都亲自下旨向票号借钱,两者越关系越缠越深,票号从此披上了官商经济的外衣。
清政府的最后十年,也是票号发展的黄金十年,《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将赔款的10亿两白银全部交给票号汇兑,各省每年也把应交的赔款给到票号,再由票号交付汇丰银行。
这种公款汇兑业务,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呈几何形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1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只不过这份钱赚的是家仇国恨。
十九世纪末是山西票号的鼎盛时期,但也是西方列强由商品扩张转为资本扩张的时期。中国票号与西方银行不期而遇,深居内陆的山西与正在崛起的上海搭起了金融擂台,只不过这一次山西票号败了,败得一塌糊涂。从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疯狂涌入中国大地,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就包括一批吸血的商业银行。他们把山西票号汇兑官款的业务抢走,又提高存款利率把民众的存银掠走。一些年轻的票号经理要求改革,但当家的和大掌柜长期居于山西老家总部,固守官商经济的老派作风,他们感受不到社会变革的潮流,以往的经验成了故步自封的体制枷锁。随着清政府的崩塌,山西票号一起埋葬进了历史长河。但事情结束了吗?中国金融业在列强的蚕食下消失殆尽了吗?
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曾经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在列强的蚕食下,中国金融业的故事结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没落的清王朝在崩坏之际播下了一颗未来之种,中国银行的命运还在风中缥缈。
由于西方经济长年侵略、加之国内经济衰败,建立在中国薄弱市场上的民营经济已濒临破产,举步维艰。借助大清银行的残存资金,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纸手令,大清银行改名中国银行,成为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
民国初期,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各种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同步发展。但是生不逢时,混乱的政局导致银行业逐渐呈现一种野蛮生长的畸形姿态。除了官立银行之外,众多私营银行也进入快速成长期,形成了“北四行”、“南三行”、 “小四行”。而且这些银行都有自己印发钞票的权利,货币制度混乱不堪。等到了抗战和内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金融系统濒临崩溃,到了内战后期,国民党废弃法币,发行金圆券,金融体系因货币急剧贬值彻底崩坏。
自从被洋人的炮火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银行业一直在黑夜中风雨飘摇,但随着内战胜利号角的吹响,银行业终于迎来久违的曙光。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经济开始稳定恢复与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政治金融分离,1983年银行改革,央行商业银行分家,1933年,国家成立政策性银行,1995年四大行改革,从此银行之间再无边界,旧时代的金融体系已然瓦解,科学的银行系统完成搭建。
中国银行百年飘摇,从山西票号出现,到央行四大行体系成立,百年间,中国银行用血泪告诉世人,弱国无强商,不进取就要挨打。当年的山西票号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吗?不,整整有五次。1897年,清廷提出与晋商合办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1903年,袁世凯的天津银行官号,邀请山西票号参加;1904年,大清户部银行筹建,邀请晋商入股;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再邀晋商入股。1908年,“蔚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筹组晋省汇业银行。但山西票号的回答呢?拒绝,拒绝,还是拒绝。
鸦片战争时代,隆隆炮声震醒了东南沿海,而身处内陆的山西票号却慢了半拍。洋商随洋枪洋炮而来,西方商人的经营方式,也让东南财团大开眼界。像宁波商帮,早早就效仿洋人,办厂积累工业资本,而山西商人却还在墨守“以末致富,以本守业”的成规,买房置地成就座座山西大院。
是什么蒙蔽了晋商的双眼,可能是过去成功的经验,可能是朝廷给与的红利,可能是国难财赚到的银子,可能是故步自封的迂腐思想,当然更可能是那个改革进取的决心,晋商如此,票号如此,人人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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