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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胡人汉化，有没有汉人胡化的情况
有，不但有，而且还很多。
虽然中国有冠绝全球的5000年灿烂的历史，虽然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以汉人为主的中原文化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这依然无法阻挡中原王朝在低谷之时，大量汉地被胡人占据，当地的汉人胡化现象的出现。因此，历朝历代均有汉人胡化的现象，只是多少的区别而已。女真人建立的清朝自然也不例外。
盛唐
众所周知，清朝是以努尔哈赤所创立的八旗制度为根本，最终入关占领天下的。而清朝倚之为根本的八旗，其组成部分，除了女真人本身，还有大量的汉人。这些汉人，有的是被编入八旗的八旗汉军，有的是八旗满洲内务府汉姓人，也有投充随旗的汉人。
而这些汉人的来源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原居住于东北地区，随着女真人的崛起被纳入了清朝的统治范围的东北汉人居民，有的是被俘虏的明军将士，有的则是清军入寇时被掳掠的汉地百姓，当然，也少不了主动投靠八旗的汉奸。无论哪种来源，这些人最终被编入了八旗，而随着清朝占据天下，他们也开始被称为旗人。
八旗
不得不说，清朝对中国的统治是极为成功的，站在满清的立场上，他们不但打破了胡无百年之运的诅咒，统治中国长达近300年，而且，还始终牢牢控制着政权。的确堪称中国数千年来众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异数。
但与此同时，由于汉人文化的先进性和强大的包容性，大量进入关内的八旗子弟开始不可逆转的汉化。包括八旗子弟的姓名，都开始使用汉人的方式，为此，乾隆皇帝还曾想过极为严厉的谕旨禁止这种行为，然而，这种满人汉化的趋势却根本无法阻挡。
但是在这种趋势之下，八旗之中部分汉人的选择，却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八旗汉人，不但没有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保持汉人的民族文化特点，反而出现了满化的倾向。
清末八旗子弟
例如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后代，现在居住于吉林的常氏家族，就是如此。根据常氏宗谱志记载，常遇春的第十八代子孙在清朝之初入旗之后，迅速出现满化的特点，到第二十代时，常氏子孙姓名与汉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出现了“七十”、“二格”的名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家子孙后代的名字，更是完全满化，出现了例如南珠勒、阿库哩等等，已经完全看不出汉人起名特点的满化名字、甚至，他们完全按照满人习惯，名字之前连姓氏都不在冠有。而其他的生活习俗及习惯，他们都竭力向满化靠拢。甚至到清朝灭亡之后国家登记民族时，他们也将自己登记为满族，而不是汉族。
八旗旗帜
为什么会出现汉人满化这个现象呢？
首先，这些蛮化的汉人，都是八旗制度内的旗人，也就是说，他们共同生活在八旗制度的管理之下。长期与占据多数，且居于强势地位的满洲人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八旗制度的整体性和严密性，也使得旗人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其次，这些满化家族，往往在清朝时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例如，前面提到的常氏家族，就记得记载了家族内部几十位在清代为官的人物。而这些人显然也是本家族的骄傲，他们也以家族众人在清代八旗的经历和取得的功绩荣誉感到自豪。而这些人能够完成自己高官厚禄的梦想，旗人的身份占据了很大的原因，自然，他们在感情上就倾向于满化。
享受种种特权的八旗子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些满化的汉人在八旗制度内获得了大量的特权。众所周知，八旗入关占领天下之后，清廷对于八旗极为倚重，也给予了八旗子弟大量特权。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铁杆庄稼，比如八旗子弟远比汉人更容易为官。
而与此同时，这些在旗的汉人还面临着一个他们担忧的问题：他们并不是女真人，在八旗内部本身就是二等公民，一旦被出旗，就意味着这些特权将彻底失去，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为了保住这些特权，他们极力向满洲靠拢，而这样靠拢的结果就是，家族彻底满化。
汉人的胡化，古已有之。广义的说，从汉语文化圈移民到欧美，后代变成“香蕉人”，也是一种胡化；狭义的说，胡仅指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这种胡化也是历史悠久。胡化，也有深浅之别，像唐朝武惠妃试穿胡服，杨贵妃跳一支胡人舞蹈，这些很浅，甚至都算不得胡化；深度的胡化，除了语言、生活习惯、服饰的胡化，还伴之以民族心理认同的变化。我以清朝的例子说一说。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组织，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的。《八旗通志》记载，在创业时期的400个牛录中，就有汉人牛录16个，有满洲蒙古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308个满洲蒙古牛录中，也有编入了少量的汉人。
随着后金、清朝的不断壮大，旗下的汉人也逐渐增多。从崇祯二年到崇祯十一年（1629~1638，天聪三~崇德三），十年中四次破关而入，掳掠汉人约二三十万。入关后，畿辅一带被迫投充旗下的汉民大约5万人。这些沦为奴仆的人，绝大多数被编入了满洲旗下。
《广阳杂记》中记载：“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指满洲人）无别。” 被掳汉人女子，无论为奴为妾，衣服穿戴均改满洲式样。这些汉人子女，自幼在满洲人家庭内生活，最易被同化。何况当时满洲人正处盛朝时代，依仿满俗是一种时尚。他们在讲满语、着旗装的同时，生活起居无不率同满俗，男子剃发，女子天足，放弃汉姓，改称满名。
满洲旗下一部分汉人，原来是辽东地方的平民，因为在关外时期曾与满人一同戍守边台，被称作“台尼堪“。入关后，他们的子孙仍与满洲人同编一佐领，享受同等的待遇。随之，陆陆续续的将汉姓隐去，改用满姓满名。取“台尼堪”中的“台”字的谐音，改姓“台”或者相近的“唐”、“谈”。化到这种地步，说明在心理上认同满人，而不是汉人。
乾隆五年曾经有过一个谕令，特准蒙古、高丽、尼堪（汉人）、台尼堪、抚顺尼堪等在清朝兴起初期加入八旗的族群，附于满洲姓氏之后。这些人与满洲人长期共处，感情深厚，生活习俗和精神面貌，甚至心理状态都已经满化。所以清政府放心的批准他们载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法国传教士白晋称八旗中的汉人为“鞑靼化的汉人”。
有啊。典型的就是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方对峙的两个政权，宇文家是汉化的胡人，高家是胡化的汉人……
陈寅恪说：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而非以血统来划分。少数民族汉化了，便被视为“杂汉”、“汉儿”、“汉人”。反之，如果有汉人接受某少数民族文化，与之同化，便被视为某少数民族人。南北朝时期，北方便有汉人因为久居鲜卑地区，接受鲜卑的文化，与之同俗，不仅被人们目为鲜卑人，他们自己也把自己视作鲜卑人。在少数民族中间也是这样。某一少数民族人如果接受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与之同化，便被视为另一个民族的人，他的本民族反而隐蔽不显。……在研究北朝民族问题的时候，不应过多地去考虑血统的问题，而应注意“化”的问题。
接下来具体举几个例子。
（图文无关）
北齐政权的皇室高氏，就是一个例子。
高欢的祖父高谧，在北魏朝当侍御史，后来因犯法被贬谪到边境怀朔镇（北魏六镇之一）居住。在这里生下高树，高树生高欢。因为高家三代都居住在北边，因此渐渐被鲜卑风俗同化。
神武（高欢）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
——《北齐书·神武纪》
高欢的妻子就是鲜卑人。在外族风俗的影响下，高氏一族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定义为鲜卑，而不是汉人。有例为证：
高洋曾经问杜弼：“治国应该用什么样的人？”杜弼回答：“鲜卑人是车马客，治国还是应该用中国人。”高洋听了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在讥讽自己。
高家人自认为是鲜卑人，所以杜弼说鲜卑人不能治国，高洋才会觉得是在讥讽自己。
显祖（高洋）尝问（杜）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此言讥我。
——《北齐书·杜弼传》
又比如说韩长鸾（韩凤，字长鸾），昌黎人，血统上是汉人。但他却经常骂：“狗汉人都该杀光。”活脱一个反向皇汉，可见已经不把自己当做汉人看了。
凤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酷，皆凤所为。每朝士谘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
——《北齐书·恩幸传》
不过反过来的例子也有。比方说和韩凤一同并列在恩幸传的和士开，这位老兄的祖先是西域胡人，但自己却被认为是汉人。和士开后来被琅邪王高俨所杀。高俨是皇上的弟弟，所以斛律光表示：“天子的弟弟杀一个区区汉人，有什么关系。”（天子弟杀一汉，何所苦。）可见他已经被定义成汉人了。
总而言之，当时有血统是胡人却自以为汉人的，有血统是汉人却自以为胡人的，所以民族身份的判定，不能根据血统，而是根据文化认同。
参考资料：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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